1937年，我国首个国立医学院——北平大学医学院及附属医院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西迁西安，辗转汉中，创建了西北地区第一个西医高等医学大学和附属医院——西安临时大学医学院，之后更名为西北联大医学院、国立西北医学院，西安医学院、西安医科大学，即今天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和两个附属医院。一批我国早期的知名医学家随迁或陆续来到西北医学院，他们将中国现代医学教育和医学科学的最早火种带到西北，开创了西北地区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西医内科学、外科学、皮肤科学、妇产科科学、耳鼻咽喉科学、眼科学、小儿内科学、护理科学等临床医学学科，融汇陕甘医学，从而奠定了西北现代医学教育和医学科学的基础。王同观教授作为这批开拓者之一，他对我国妇产科学的发展和对西北地区妇产科学的开拓性贡献，以及对交大二附院文化精神的塑造传承应被铭记。

王同观，男，1901年5月出生于山东省安丘县李戈庄。从小立志学医治病救人。在青州读了三年中学后，因学校停课，决定上北京考入北京医科大学校（后更名为北平大学医学院）。因家境贫寒，大学三年级时家庭又遭变故，但他学习意志坚决，当掉被褥，省吃俭用，再兼职家庭教师，并在非常器重他的张老师和许权中一家帮助下，克服困难，坚持学业。1933年，王同观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北平大学医学院，留校任妇产科助教兼住院医师，当时平大医学院妇产科聘请的是外国教授，王同观的主要工作是把外国人讲的课程内容翻译成中文，然后印成讲义发给学生，上课时候负责挂图表、放幻灯电影，同时兼任护士、助产专科班的教学，除配合教授教学外，开始自己动手进行剖腹产、人工流产等小手术，在妇产科专业方面开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年赴日本帝国大学留学深造，专修妇产科，到日本第一年下功夫打好日文基础，参加听课和临床见习，第二年先翻译了他的导师内藤教授的《产科学》，接着翻译了安丼修平的《妇科学》，并由日华同仁会出版发行。1936年，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步伐加快，日本国内报纸上天天都是反华文章，王同观认为一个中国人不能因个人利益而置国家于不顾，毅然放弃深造，提前回国，就任北平大学医学院讲师、副教授、妇产科副主任。

1937年7月7日，抗战全面爆发，日本军队相继占领北平、天津，南开、北大等一些著名的大学遭到了空前的浩劫，或被摧毁劫掠，或被占为兵营。为了存留中国教育的精髓，延续保护中国教育文脉，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煜瀛、同济大学校长翁之龙、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等102名大学校长和文化名人联合发表声明，揭露日本侵略军破坏中国教育机关的罪行。提出 “教育为民族复兴之本”，要求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将京津一些高校迁往内地办学。国民政府此时开始将保存和抢救平津地区的教育与科学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上进行考量。

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出16696号令正式宣布在长沙西安设立临时大学，在西安“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由于北平、天津已被日军占领，教育部关于迁校的训令多以私下秘密传递，医学院尚未得到通知。成立西安临时大学的消息传来，北平大学医学院院长吴祥凤便召集留在学校的教授商讨西迁事宜，请大家发表迁校的意见，愿去西安的签名，不愿去的也不勉强。在会上，吴祥凤、王同观、王晨、蹇先器等人当场签名去西安。由于华北陆路交通被日军封锁断绝，他们先进入天津英、法租界，然后搭乘英国客轮经大沽入渤海，抵达山东青岛上岸，绕一个大弯，再奔赴西安。根据西安临时大学的安排，医学院与法商学院等院系租赁了西安通济坊的楼房做校舍，为西安临时大学第三院，吴祥凤、蹇先器、徐佐夏、王同观等北平大学医学院和附属医院的30多位同仁，在十分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将中国现代医学的火种带到西北，创立了西北地区第一个现代医学高等院校——西安临时大学医学院，同时开创了西安交大医学师生爱国为民、克艰攻难的文化传承。

创建之初，由于战火弥漫、道路险阻，许多爱国师生陆陆续续前往西安报到，加之日本军机对西安狂轰滥炸，学校难以安全安静上课，西安临时大学决定组织大学生宣传队赴陕西各县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并辅助地方进行民众社会教育。11月底，王同观与药理学教授徐佐夏担任领队，带领王兆麟、陈向志、霍炳蔚、黄国钦等34名医学院学生组成的西安临大抗战宣传第二队，从西安出发，经由宝鸡、凤县、留坝、褒城、沔县，一路走到南郑（今汉中市），转徙乡行二月有余，行程一千多里，沿途向民众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到达褒城后又分为九组，分赴各乡各镇，举行民众集会、集训学生和当地知识分子、开展各界谈话，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讲解防空知识，为群众诊治疾病，调查民情，受到沿途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并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2月初，宣传队接通知返回西安，汉中各界特向西安临时大学抗战宣传队赠送了名誉旗帜一面，以示对宣传队所做抗日宣传和民众教育工作的高度赞扬。

1938年3月，由于日军占领山西风陵渡，战局紧张，西安临时大学奉令迁移汉中，王同观随医学院与西安临时大学千余名师生一起，按照行军编制组成三个中队，十余个区队，先是坐“闷罐”火车从西安到宝鸡，再沿川陕公路步行，越秦岭、渡柴关、涉凤岭，风餐露宿，长途跋涉近千里，用半个月多的时间，到达汉中，西安临时大学并为更名为西北联合大学，医学院随之更名，王同观任西北联合大学医学院妇产科副教授。

1939年5月，因日本飞机频频轰炸汉中，王同观随西北联合大学医学院师生员工再次迁到汉中东郊农村，医院搬到黄家坡文家祠堂，改办重伤医院，继续兴医办学，为抗战将士服务。汉中北倚千里秦岭，南临连绵数百里大巴山，千峰万岭，交通闭塞。西北联大的教授们住简陋的校舍或分散租住在当地各村的农民家中；学生则住在竹片泥巴墙的草屋里，睡双层大铺，夜间透过瓦片间隙可见星月，遇到下雨时，师生们上课、吃饭、甚至睡觉都得撑着雨伞。学生上课缺少笔、纸和课本、就用变色铅笔芯泡成“紫墨水”记笔记；常常是几个人或十几个人共用一本教材或课本；晚上靠点油灯或土蜡烛照明读书。宿舍没有桌椅，读书写字都要到图书馆去。各方面条件如此艰苦，还要时时躲避日军飞机的经常性轰炸。

1940年年末，王同观被聘为妇产科教授，接替颜守民教授任附属医院院长，同时继续兼任妇产科主任。他担任院长后，继续健全医院机构，扩充内部，此时附属医院已设立有医务部、事务部、看护部、图书室、检查室等完善的管理和办事机构，下辖门诊部和病房部以及内外儿妇皮肤眼耳鼻八个临床科室。在对文家庙庙产修缮和原建32间病房的基础上，改建学生宿舍，又招标建成22间病房以及3间检查室、手术室、调剂室、实习室、事务室、厨房等，并充实新的设备用品，病床已达八十张，并分为已为一二等，门诊每日也达80人以上，通过内务整顿，医院整体面貌焕然一新，已成规模。王同观非常重视临床教学质量，当时没有现成的教科书，全由教授们自己编写，西北联大医学院及西北医学院的妇科学和产科学讲义全部由王同观编写；他在会议上向医学院提出严格考试的建议，他特别体恤学生之贫寒，捐薪给奖，提出愿每学期抽出从自己薪金中150元，奖励各年级成绩最优之学生，以资鼓励，向学生公布并实行之。因日本飞机轰炸肆虐，他主持的附属医院还组织起了六个医疗救援队，每逢日机袭扰，即次序出发救护，救治被难民众。

1942年，王同观离开国立西北医学院，先后担任陕西医学专科学校妇产科教授兼教务长和南通医学院教授。解放前夕，王同观两次拒绝去台湾的要求，并退回了台湾方面的聘书。1951年任南通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南通市人民医院院长、南通医学院学报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南通医学院迁到苏州，更名苏州医学院，王同观为国家二级教授，先后任该院副院长、顾问，苏州医学院第一届院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他先后任南通市人民代表，南通市政协副主席，苏州市人民代表等职。1989年，王同观在苏州去世，享年88岁。王同观一生爱国忧民，早年为民族大义摒弃安逸、奋起救亡，为图强中国医学筚路蓝缕，尽心戮力。文革之后，他看到学校图书馆新书很少，他写信给美国读书的女儿买了一批图书，捐给学校。对于品学兼优而无力学习的学生，他都尽其可能用自己的薪金帮助之成材，无论在北医、西医、通医、还是苏医。王同观致力于中国医学教育和医学科学事业，无论是在北平医学院开拓现代中国妇产科学，还是在西北联大、西北医学院奠基西北现代医学，还是为南通医学院和苏州医学院发展建设，他都做出了非常之贡献，数十年不渝。（刘铨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