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佐夏(一八九三—一九七一)，字益甫，山东省广饶县人。一九一七年毕
业于北京医学专门学校。一九二零年赴德国留学，任柏林大学药理研究员。一九二四年春回国，任北京医科大学(一九二三年由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改称)药理学教授。一九二八年起，任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北京医科大学一九二八年合并到北平大学之名称)药理学教授。一九三七年初利用假期赴德考察。卢沟桥事变爆发，愤然回国。先后任西安临时大学医学院(北平大学医学院一九三七年内迁西安后改称)、西北联合大学医学院药理学教授。一九三九年医学院单设，定名国立西北医学院，徐佐夏任院长兼药理学教授。一九四四年春遭国民党汉中警备司令部司令祝绍周的迫害，辞职离校。

徐佐夏是我的老师，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七年他曾在北大医学院给我讲授过实验药理学和处方学。此后，我们又在西北医学院共度了六七个春秋。因此，我深知徐教授的品德与学识。现在就自己的回忆，简述徐佐夏在西北医学院的前前后后。

一九三七年九月，我由北平返回家乡，旋接北平大学医学院从西安发出的开学通知。同时亦闻徐佐夏教授自德返里，遂与临县霍炳蔚同学一起去探望徐老师。时徐教授激于民族义愤，已拒绝了去北平之邀，便决定带身边的儿女和我们一起，绕道前来西安。十月初，我们到西安临时大学医学院报到。开学不久，由于日寇连日空袭，狂轰滥炸，西安形势紧急，医学院三十多人组成南下抗日宣传队，由徐佐夏教授带队赴陕南褒城一带宣传抗日。一路上，徐老师和同学们同吃同住，并常常利用休闲给大家讲授药理学。虽然没有教材，但言简意赅，重点突出，听来十分生动。

一九三八年三月三十一日，西安临时大学迁到汉中。不久，更校名为西北联合大学。时医学院院址在南郑(今汉中市，下同)城内中学巷，院长是皮肤科教授蹇先器。徐佐夏积极协助蹇院长聘请教师，联系实习基地，保证了教学的顺利开展。杨其昌、董克恩等校友即是通过徐教授的介绍，相继来院任教的；驻南郑城内的洛阳军分校医院主任军医(原北平大学医学院附属院内科助教)王有道，也是由于徐教授的关系来院兼授内科学的。在王有道的影响和帮助下，时在洛阳军分校医院工作的原平大校友纷纷为西北联大医学院提供援助。同期，法医学教授林几、小儿科教授颜守民也先后来到南郑。学校遂借用南郑卫生院开设门诊部，教学、医疗秩序逐步恢复。
    一九三九年夏，南郑亦连遭日机空袭，教学、医疗无法进行，医学院又奉命迁至南郑城东的黄家坡、三皇寺和马家坝一带的农村，以庙宇和祠堂作为院址。六月开始搬迁，搬迁期间，上级决定医学院脱离西北联大单设，定名国立西北医学院。这时，蹇先器校长辞职他往。随蹇一起离院的还有教授两人、讲师一人、护理主任一人。西北医学院的教师和医护人员本来就极度紧张，蹇等离去，愈加大了面临的困难。校舍条件更差，全院仅有四座年久失修、布满泥象的庙宇和两家祠堂，而且彼此相距二三华里，沟壑田埂纵横其间，交通极不方便，师生食宿之艰辛可想而知。记得小儿科教授颜守民住在离附属医院(文家庙)里许的一间农舍,室内摆置桌、床之后所剩无几,屋顶透亮,可见天空。颜教授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每晚点着油灯备课，清晨按时赶到医院上班,再走二三里田埂小路到黄家坡上课，日复一日，风雨无阻。其他教师的情况亦大致如此。

蹇院长走了，谁来主持这个“烂摊子”? 院内外校友筹思酝酿，公推徐佐夏教授出山理事。徐教授先以不愿做行政领导一再婉辞，后来实感众意难却，才以全局为重，出任西北医学院院长。

徐教授挑起“院长”重担之后，废寝忘食地筹划、奔走，立志在短期内使学院的一切步人正轨。当时，他住在城内，每早要步行十余华里到院部(马家庙) 上班，很不方便，于是就搬全家到距院部约两华里之三皇寺一家农舍住。他一面四方求援，延聘教师；一面督促庶务人员整修校舍，添置教具，安排师生食宿。为了照顾地方风俗,他着人把所占庙宇的塑像全用纸屏隔档起来，并一再叮嘱要同驻地农民团结、友谊。经一个多月的苦战，一切就绪，九月间如期在马家庙举行了国立西北医学院成立和开学典礼。

由于徐佐夏学识渊博，作风正派，尊重和团结同仁，故而西北医学院成立之后，相继有李赋京、陈作纪、张效宗、李学禹、王顾宁、朱秉玲、彭绪让、王云明、陈学穆、万福安、潘作新、周海日、王振中等二十五位教授和讲师莅校任教，并有十五名毕业生留校担任助教。就连老校友、原北大医学院热带病、寄生虫学教授，时任浙江医学院院长、热带病研究所所长的洪式闾教授也一度千里跋涉，定期来院讲学。徐院长对所有教师一视同仁，教师们提出的要求，他尽量设法满足。记得，陈作纪教授提出要药理学助教王兆麟担任生理学实验教学工作时，徐院长当即答应，并一再鼓励王勇挑重担。这样一来，药理和生理的仪器、药品共用，实验室和办公室也合在一起，充实了两个方面的力量。

从城里迁到农村，西北医学院原借联中的教具和卫生院的医疗仪器全都归还，剩下的只是一架外科手术台和一架显微镜。因此，当时除急待解决教室、实验室、手术室、病房及学生食堂外，更需添置教学仪器和设备。那时候还没有劳动建校之说，一切基建工程都要雇用民工；兼之租地皮、买建材，样样都得花钱。面此困境，徐院长对有限的经费精打细算，在完成基建任务的同时，挤出钱来购买实验仪器和设备。从一九三九年秋到一九四二年冬，先后在黄家坡建起了砖土结构的教室四栋、学生食堂一栋及一个运动场。在文家庙附近建起了土砖结构和土打垒的可容近百张床位的病房和有里外套间的手术室。在马家庙附近建起了土打垒的解剖组胚实习室及办公室一栋，砖土结构的生化、药理生理实验室一栋，土打垒的学生食堂一栋，并开辟了操场。至此，教学、医疗初具规模，基础各学科的实验教学也次第开展，师生员工的文体生活日趋活跃。一九四三年春，全院曾在文家庙附属医院门前广场举行了师生员工京剧彩排演出，盛况空前。

国难当头，物力维艰，大后方的医药来源颇为紧张。为了就地取材以解燃眉，徐教授着手从事提取中药有效成分以代替西药的研究。他利用办公室(庙宇)原有之“供台”搭起实验架，以土硼砂为原料制取医用硼酸。尽管行政领导和教学任务繁忙，但他还挤出时间进行著述，一九四二年他编著的七十余万字的实验药理学和处方学付印，满足了当时的教学儒要。

徐佐夏院长对师生员工的生活也关怀备至。当时，教师的办公室和学生宿舍都是年久失修的庙宇或土打垒的房屋，刮风下雨时有坍塌之险。因此，他经常叮嘱庶务人员检查，发现险情，及时修缮。还有儿次，教育当局的经费未拨下来，学生面临断炊之危，徐院长心急如焚，四方求援，谋寻贷金。旅南郑山东商团的梁先生深为感动，一次就给了学院万余元的贷金。此外，当时国民党特务横行，进步人士及青年学生被逮捕以至杀害者时有所闻。一次，陕南警备司令部逮捕了医学院妇产科助教徐骏，传出消息要两位教授具名才能保释。徐院长承担风险，请李学禹、陈作纪将徐保释。还有一名叫高履勋的学生从河南家乡返后校亦不幸被捕，徐院长不顾个人安危，亲往警备司令部保释。

徐院长按章办事，对学生要严格，凡学年考试不及格者，均予留级。时任汉中警备司令部司令的祝绍周，不顾医学院招生规定，多次欲送其妻弟人学，徐院长理所当然地予以拒绝。

西北医学院迁到农村后，为了解决城关群众看病难的问题，徐佐夏院长提议在南郑城内汉台设立门诊部。经过两三个月筹备，一九四三年春正式开诊。外科主任翟之英兼门诊部主任。汉台门诊部开诊后，文家庙附属医院门诊病人有所减少，该院院长赵清华认为汉台门诊部的成立影响了他们的收人，遂在院务会上提出“有赵无翟”的要求。徐院长再三说服，赵仍持己见，并将矛头指向了徐。于是，发生了一九四四年元月期终考试开始那天的学潮，部分学生罢考，并夺了马家庙院部校警的枪，威逼徐佐夏交印辞职。学潮一开始，祝绍周就迫不及待地派兵到三皇寺、马家坝梭巡，怂恿罢课学生说:“徐佐夏不走，你们请愿，我们保护!”迫不得已，徐佐夏辞去西北医学院院长之职，赴四川任江苏医学院药理学教授兼副院长。一九五一年，徐教授返回桑梓工作，历任山东大学医学院、青岛医学院院长兼药理学教授。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并担任过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一九六二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十年动乱期间含冤病逝。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